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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书笔记是指读书时为了把自己的读书心得记录下来或为了把文中的精彩部分整理出来而做的笔记。在读书时，写读书笔记是训练阅读的好方法。记忆，对于积累知识是重要的，但是不能依赖记忆。以下是为大家整理的周恩来读书笔记集合5篇,欢迎品鉴!

周恩来读书笔记1

　　周恩来，对于80后的我来说，是一位从小学课本里、从电视里认识的人--和蔼可亲、平易近人、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伟大而崇高的形象扎根于内心深处，不曾褪色。今天，他再次从银幕出现在眼前，依然那么熟悉、那么亲切，像他身上陈旧的衣服—质朴而干净地真切。

　　如果从影片本身来说，虽我不是一个懂艺术的人，但是在我看来，影片所展现出来的“客观再现”本身已经摆脱了“艺术”粉饰、浮夸的束缚或者套路。没有粉墨登场、没有虚张声势、没有故作牵强，于是乎，影片的这种朴实的触角已自然而然触及到每个普通人的心灵。或许，这种真实、这种纯粹、这种灰白底色本身就是打动人心最强大的力量。

　　那是一个困难的年代，人们在生存线上挣扎、受难，村儿里的树叶已被摞光当粮食充饥，村主任为了“面子”背离了“实事求是”的精神，向周总理汇报虚假的现实状况，正如今天有些领导干部为了“面子”搞打肿脸充胖子的“形象工程”、“政绩工程”来忽悠上级领导干部。难能可贵的是，周总理没有“车轮转一转、手指一指”忽悠着“被忽悠”，而是脚踏实地、身体力行搞起了真材实料的“调研”。他走进困难群众家、和老党员谈心请教、要求大家讲问题、摆事实、走上田间地头和农民一起劳作……他用笔记录下他所看到的、所亲身体验到的农村问题，他用心感知着农民生存的疾苦，他用一个总理应有的忧国忧民情怀与责任态度为群众能过得一天比一天好而夜以继日、呕心沥血。夜色中的那扇窗映着总理的身影，也照亮了那个积贫积弱年代群众们心中的希望。周总理的“四个昼夜”何尝不是对“实地调研”的最好诠释，又何尝不是对今天的领导干部如何开展“调研”的最好鞭策。

　　在那个困难的年代，活着意味着需要强大的精神力量，只有精神不倒，眼里才能有光、脚下才能有路、未来才有希望！周总理亲自来到那个穷乡僻壤的地方--伯延，他走街串巷，他为生病还坚持上课的赤脚江老师穿上那双已经不合脚的鞋，他吩咐把特意为他准备的红烧肉分给群众吃，他把自己和夫人的工资拿来给孩子买衣服、给老人备棺材……这些对于那里的、那个时代的群众，意味着什么？在我看来，它超乎了党关心底层群众的感动，它意味着一股强大的精神力量—总理和苦难群众在一起！“在一起”，它所传递出来的淳朴与真挚的强大情感足以让群众心里有底气、有依靠、有寄托、有信心！他用爱、用责任、用担当为群众筑起不倒的精神丰碑。

　　有一种眼神，充满希望，那是群众望向周总理的“信任”；有一种信念，充满力量，那是百姓对党的信仰；有一种精神，充满正能量，那是中国苦难人民生的勇气与斗志。周总理，在那个特殊的年代，在那段困难的岁月，他像每日升起的太阳一样，给苦难中的人们带去光明、带去希望、带去温暖，在那个物质匮乏、精神贫瘠的年代成了人民群众心中不可或缺的精神支柱。一个人的一生需要导师，一个时代的命运需要伟人，一个民族的希望需要精神领袖。周总理，无疑是那个时代人民群众心中的精神领袖。

　　群众看见周总理就如突见很久不见而重逢的亲人会热泪盈眶，老大妈会那么幸福地将自己备的棺材拿去换成面粉给周总理做擀面吃……那种无法掩饰、发自内心的情感流露朴素地足以感染人心。周总理，之所以让人民群众如此爱戴，与其是说因为他把毕生的精力奉献给了党，不如说他把毕生的爱奉献给了人民群众。

　　“周总理”，这个饱含深情的称谓在几代人的心里，似乎已经不再是一个职位，俨然已成一个爱戴的尊称、一份虔诚的怀念。席间，会听到浅浅的“唏嘘的叹息”，我知道如泉水般清澈而感动的泪水让气息的律动有了颤抖。我也深知在座的党员干部能有这样的情感流露—中国的未来值得期待！

　　中国的经济越来越好、人民的生活越来越幸福，这是好事，但是作为领导干部，依然不能放松自己身上的责任与使命，因为中国正处于转型期、各种矛盾凸显，贫富差距、民生问题、国际挑战依然严峻。中国的未来依然需要越来越多像周总理一样的领导干部，真正拥有一颗纯粹为人民服务之心，真正坚定民族复兴的信念，真正肩负起人民幸福、国家富强的重任，把自己真正融入人民群众中，融入国家的命运中。

　　干群的血肉关系不可模糊、更不可疏远。民心聚需要干群同呼吸、共命运，国家昌需要干群众志成城、同舟共济。今天，有少数领导干部脱离群众、凌驾于群众，甚至伤害群众，有少数领导干部以权谋私、***，于人民的幸福不顾、于国家的前途不顾，这样的所作所为、这样的思想境界于“领导干部”的身份与职责是何等不相称、又是何等羞愧与渺小。

　　《周恩来的四个昼夜》在我看来，是一部很好的教育片，它所传播的正能量，希望能让“迷途”的党员干部自警、自省、自我鞭策、重塑信念、坚定使命，也希望我们的党员干部能够少一分浮躁、少一分急功近利，多一份脚踏实地、多一份求真务实、多一份为这个国家真正做点什么的歇斯底里，为“中国梦”的腾飞多一份纯粹的偏执。

周恩来读书笔记2

　　战斗“疫情”和复工复产之际，我观看了电影《周恩来的四个昼夜》，不知不觉地流了泪。我被周恩来总理平易近人，体恤民情，与群众同甘共苦的品行，深入群众调查研究，真诚发现真实情况、敢于担责、勇于向党中央反映实情的作风深深感动。

　　1961年新中国面临三年自然灾害，大病初愈的周总理到河北省邯郸市伯延公社调研，在将近100个小时的时间里，夜以继日走村入户，忘我工作，其故事其细节令人感动至深，他充分展现了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一心一意为民情怀，敢于担当高贵品质。而在现实中，常常耳闻和见诸报端是某些领导到基层调研，是隔着玻璃看一看，住进宾馆听听汇报，拿着文字材料回单位汇报，这种华而不实，贻害百姓的作法，令群众深恶痛绝！

　　感动于周总理亲民爱民的情怀。一国之总理给小学汪老师穿鞋，用自己的钱帮老大娘把寿材重新买回来，栽地瓜苗时把一碗水留给群众而自己只喝一口水，与夫人邓颖超商量收养张二廷的最小孩子…周总理心里只装着人民群众，一心为了群众。这些点滴作法，如今对于有些干部戴了帽子歪了嘴，有的明哲保身保乌纱帽，糊弄上级欺骗百姓；有的贪图享受、收受礼金、贪污公款，败坏了干部形象，败坏了党风；其官僚主义，当查；其享乐主义，当诛！其触犯党纪一律应严惩！

　　感动于周总理与群众同甘共苦。公社主任郭凤林给年事已高的周总理准备了猪肉、鸡蛋菜肴，周总理没吃，而是与社员一起喝着稀汤，吃着窝窝头，连清碗的水也节约下来，第一天周总理仅吃半碗稀饭。周总理挺着疲惫虚弱的身体，与群众一起劳动插地瓜苗，大雨夜给救地瓜苗的乡亲们送糖水。如今，有的干部穿名牌，坐高档车子，住豪华宾馆，吃山珍海味，攀比享受等，其脱离群众，当罚；其奢靡之风，当杀！其触犯国法一律应严惩！

　　感动于周总理听真话、讲真话。1961年5月3日，周总理一行来到伯延时，新中国正面临旱灾和饥荒，伯延沿路的枯树便是无声的证明。然而，从公社主任到老乡们，没有人愿意告诉总理饥饿的实情，老区人民只有一个朴素的想法----不给领导添麻烦，替国家分忧，“善意隐瞒实情”。但周总理四天不停地深入农家，走访了几十户农户，调查研究，用真情打动群众，促使张二廷等“放炮”，获得“大食堂吃不饱”“少数干部多占”真实情况；进而敢于担责，毅然向毛***汇报实情，使党中央及时纠正错误，促使伯延成为全国第一个取消集体食堂的人民公社。现实中，一些地方群众不敢说真话，爱唱赞歌；干部也听不进批评意见，甚至打击报复说真话的群众，这些行为，必须纠正！否则祸国殃民！

　　总书记强调指出：“我们党来自人民、植根人民、服务人民，党的根基在人民、血脉在人民、力量在人民。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与人民同呼吸共命运的立场不能变，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不能忘，群众是真正英雄的历史唯物主义观点不能丢，始终坚持立党为公、执政为民。”“加强和改进作风建设是保持党同人民群众血肉联系的有效途径，必须聚集解决群众反映强烈的突出问题，以作风建设新成效汇聚起推动改革发展的正能量。讲认真是我们党的根本工作态度，必须做到无私无畏、敢于担当，把认真精神体现到党内生活和干事创业方方面面。”这些讲话高屋建瓴，是真知灼见，是金玉良言，我们要以周恩来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为榜样，努力改造非无产阶级世界观，坚决反对“四风”，反对瞒上欺下，脚踏实地改进不足，进一步密切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进一步树立忠诚为民务实清廉形象。

周恩来读书笔记3

　　在中共第一代领导集体中，有不少人通晓中国传统文化，而周恩来和毛泽东又最为突出。周恩来幼承庭训，求学期间又刻苦自励，对博大精深的国学涵咏默会，故对于儒、道、墨、法等传统学派均有精到的体悟。但中外人士谈及周恩来与传统文化的关系时，大多十分强调儒家文化对他的影响，这方面的言论实在是不胜枚举。如美国前总统尼克松指出：周恩来的教养，“来自孔子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君子’和‘上等人’应具有的品德、智慧、尊严、宽厚、仁慈、决心和刚毅”。不错，周恩来生长在一个儒家教化深厚的家庭，青年时代强调“诚意”、注重“人格”力量，主张待人处事要“端赖良心”，特别富于道德践履精神，因此很容易让人将之与儒家“内圣外王”之道联系在一起。周恩来的许多优秀品质如积极人世、忧患意识、仁慈厚道、清廉俭朴乃至忍辱负重，确也能从儒家文化这个庞杂的思想体系中找到渊源。但我认为，仅仅专注于从儒家文化的角度去解读周恩来与传统国学的关系是远远不够的。实际上，周恩来对道家文化的研究和体悟也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准，道家文化对他的影响和启示决不在儒家文化之下。

　　周恩来在青年时代就对老子哲学怀有非同一般的敬意，甚至有明显的扬老抑孔的思想倾向。春秋时代，是中国文化的轴心时期，那时社会秩序失范，天下大乱，于是异说竞起，各展风姿。周恩来在解释孔、老哲学产生的原因和用意时说：“且孔氏亦值是时，尼山设教，倡仁义之说，秉先王之法，学者风从，几移完域。老氏际此，其不入于孔者几希。然老氏固明哲者，周都授礼之日，未尝不嘉孔氏之志。惜所言未尽脱于羁挚，所行又多限于绳规，乃不得不超乎世俗，为忿世嫉邪之言，冀世人醒悟，守真返璞，知死明生，勿逾分作私利之争，宁退让保故有之我。弃礼灭义，剖斗折衡，岂无因而发哉？”老子比孔子年长20岁左右，曾经为周王室守书，博览文典，又经世变，对成败祸福之道体悟极深。在周恩来看来，老子的明哲之处，就是他知晓孔子“所言未尽脱于羁挚，所行又多限于绳规”的局限性。换句话说，就是儒学明于知礼义而陋于知人心，不知道“仁义出，大道废；智慧出，有大伪”。鉴于当世人“假仁义以济私，恃斗衡而犯禁”的乱象，老子不得不站出来发抒己见，虽言多愤辞，但目的无非是促世人醒悟，回到知雄守雌、见素抱朴的正道上来。

　　耐人寻味的是，周恩来特别强调：那种认为老子主退让便是失去了竞争之旨的观点是肤浅的，因为既然一味主退让，老子又何必为道德五千言，“发为文章，与孔氏争学理之长短哉？”鲁迅曾在一次演讲中透辟地指出，凡文章都关乎人事，一个人既然写诗文，就可以知道他于世事未能忘情，譬如墨子讲“兼爱”，杨朱讲“为我”。墨子讲兼爱当然要著书；杨朱就一定不著，这才是真正的“为我”。因为一旦写出书来给别人看，便成为“为人”了。周恩来与鲁迅一样，不愧为英雄巨眼。他认为老子既然著书，就表明老子于世事未能忘情。老子倡无为之说，实际上是仍欲以此治天下。

　　于是，早年周恩来将老子的“生存常道”与赫胥黎的“天演竞争”并提，确认它们掌握了天地生化、人事演变的真谛。在他看来，世界上的各种学说（包括孔教、耶稣教和佛教）中，对生死存亡阐发得最为通达的，无过于老子和赫胥黎。这两家学说，一派主退让，一派主竞争，看似有如冰炭不同炉，实则“二氏固未为冰炭，且所持之道，实一而二，二而一也。吾子殆未之深思也”。周恩来“深思”后的见解是，老子主“无为”，实际上是想做到“无不为”；老子讲柔弱，而柔弱却可以胜刚强，比如水至柔，却无坚不摧；舌至柔，但齿落而舌存；老子崇尚谦冲处下，但谦冲方能受益，如江海为川谷所归。这便是老子所谓“明道若昧、进道若退”的精义所在。退让与竞争看似矛盾，实际上却有某些相通之处。对于周恩来的见解，他在南开的国文教师深有同感，评论道：“凡作文必有一段不可磨灭之识，始能不朽，若拾人牙慧，不越宿而腐矣！”并称赞周恩来能将老、赫二氏“救世之心，曲曲传出，识解迥不犹人”。旅日期间，周恩来又在日记中写道：“我但期望我的‘思’、‘学’、‘行’三者，能顺着进化的轨道、自然的妙理去向前走。”将“自然的妙理”与“进化的轨道”并称，恰恰是周恩来以前将老子的“生存常道”与赫胥黎的“天演竞争”并提的旨趣之延伸。

　　正因为早年便对老子哲学有过浓厚的兴趣和较深的研究，所以周恩来后来与人谈论老子哲学时也颇能驾轻就熟。1939年，他在故乡绍兴与《战旗》杂志社的曹天风有一段耐人寻味的对话。曹天风说：“道家思想对于革命、对于社会改造虽然无用处，但对于个人修养却是有帮助的，能使自己过好‘黄金关，权利关，美人关’”。这时周恩来反问道：“道家最精彩的话是什么？”曹天风一时回答不上来，周恩来笑着说：“‘生而不有，为而不恃，长而不宰’，大概是道家最精彩的话了吧？”从老子五千言中选出这十二字作为最精彩的话，显然是比较推求的结果。虽然周恩来在20世纪30年代才讲这番话，但这个认识应当说在青年时代便形成了，因为“生而不有，为而不恃，长而不宰”正是道家自然主义宇宙观和人生观最为集中的表达。

　　《道德经》云：“道生之，德畜之，长之育之，亭之毒之，养之覆之，生而不有，为而不恃，长而不宰，是谓玄德。”这就是说，虽然“道”使万物产生、繁殖、成长、发育、结果、成熟，但又不据为己有，不恃为己功，不主宰它们。所谓“不有”、“不恃”、“不宰”，即“不以有为有”。“功成而弗居，夫唯弗居，是以不去”。正因为有而不有，所以才有“有”。这就叫“玄德”。老子在这里阐述的本来是一种自然主义的宇宙观，但它却可以转化为一种崇高而智慧的人生观，周恩来正是这样做的。

　　谁都承认，周恩来有着儒家、墨家那种积极入世、励志勤苦的精神，对世界、对人类有脱不开的情缘。他像他所推崇的诸葛亮那样真正做到了“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但我们只要仔细寻味便可发现，周恩来又呈现出一种以出世之心做入世之事的特点。他对名利得失的超然和淡泊，使他格外地能够忍受劳苦乃至屈辱，从而最大限度地发挥了自己的光和热，给世人留下了深厚的遗爱。人们往往惊叹他做入世之事的专注和投入，却很少去考量在这种态度的背后还有何种精神底蕴。“生而不有、为而不恃、长而不宰”最能传达出周恩来人生哲学的神韵和境界。他在青年时代就乐于为公众“服役”，但这种“服役”绝没有什么功利色彩，而几乎是出自道德上的“绝对命令”。

　　在成为职业革命家以后，“生而不有、为而不恃、长而不宰”与共产主义理念在周恩来的头脑中产生了共振效应，从而使他一步一步地迈向人格的巅峰。美国前总统尼克松发现，周恩来在谈到中国革命和建设的成就时，总是把聚光灯的焦点只对准毛泽东一人。他对任何宣传他个人的形式和内容都加以劝阻。江苏淮安县委多次提出，要在他的旧居所在地办个纪念馆，他始终没有同意。周恩来对功劳缄口不言，但对错误却公之于众。他说：“错误要逢人就讲，既可取得同志的监督和帮助，也可以给同志以借鉴。”1961年，有次周恩来在上海与文艺界人士座谈时，有人提议他把自己丰富多彩的一生写成一本书，他笑了笑说：“如果我写书，就写一生的错误，这可不是卢梭的《忏悔录》，而是让活着的人都能从过去的错误中吸取教训。”在党内，周恩来做检讨的次数恐怕是最多的，他动辄讲自己过去特别是民主革命时期的某些错误，以致陈毅元帅后来都有了厌倦之感，说你那点事我们都知道了，用不着再说了。

　　有意思的是，“***”后期，毛泽东曾特意将《史记·汲郑列传》推荐给周恩来阅读。汲黯、郑庄在汉武帝时皆位列九卿，而且都服膺道家思想，习治黄老之术。也许是毛泽东赞赏汲黯、郑庄不谋私利、忠心辅国的品德，认为他们与周恩来的为人有某些共通之处，所以才将他们的传记推荐给周恩来。1973年3月26日清晨，周恩来致信毛泽东：“凌晨读史记汲黯、郑庄列传及太史公曰云云，深有所感，愧未能及。”事实上，周恩来比起汲黯、郑庄来，不知要高出多少倍。他的一生充分体现了不以有为有，所以才有“有”的人生哲理和大无大有的辩证法。他一生公而忘私，又终不留言，死不留灰，属于那种事情做完，转身即走的大智之人。

　　道家思想对周恩来的影响并不局限于人生观、道德观方面，而且在其治国理念上也打下了深深的烙印。周恩来对中国政治史有极深的体悟。早在1939年他就说过：“我们不但要做党的领导者，还要做一个治国的人才。如果参加中国的治国，不懂科学，不懂中国的社会历史，那怎么治国呢。”治国要懂科学，人人都会明白，至于治国还要懂“中国的社会历史”，则不是人们一下子能体会透彻的。但只要我们留意和分析便不难发现，周恩来在治国中广泛吸取了中国传统政治理念中可资借鉴的东西。特别是新中国成立之初，他的政治思想明显受到道家“无为而治”思想的影响。所谓“无为而治”，绝不是无所作为，无所事事，其实质在于与民休息，讲求政策的连续性和相对稳定性，保持一个安定无扰的秩序，让人民在平稳体制所提供的广大空间中自由地谋求福利。

　　历史上有名的“萧规曹随”，展示了汉初宰辅“返淳守朴、唯施是畏”的治国风范。那时政治上几乎全是道家的天下，汉朝最有名的相国萧何鉴于民众痛恨秦之酷法，“顺流与之更治”，甚至冒死为民请“上林苑”，大得百姓之心。萧何死后，曹参为相，“举事无所变更，一遵萧何约束”。曹参极为推崇黄老之术，对汉初法令守而勿失，所以时人对他的评价是“载其清静，民以守一”。此后文帝景帝时的邓章、王生、田叔、司马谈等亦贯彻曹参的思想，讲求“无为而治”，其结果是到汉武帝时，太仓之粟溢出仓外，府库之钱年久索断，穷困已极的天下一变而为物阜民康的社会。北宋有名的宰辅赵普和司马光，深为周恩来所推许。这两人皆以道家政术推行儒家的理想，特别是司马光，他与王安石论战，便公开以黄老之术为奥援，反对王安石喜激昂、务更张的政治做派。在司马光看来，王安石抛弃老子的“无为而治”，转而大事兴革，是不幸流于“浅丈夫之谋”。由此可见老子思想在中国政治史上的地位。

　　新中国成立前夕，周恩来受中共中央委托，主持起草了《共同纲领》。这是一部新民主主义的建国纲领，意在使各种经济成分分工合作，各得其所，以达到恢复生产、繁荣经济之目的。周恩来郑重指出：“按照《共同纲领》不折不扣地做下去，社会主义的条件就会逐步具备和成熟。”所谓“不折不扣地做下去”，实际上就是与民休息，保持政策的连续性和相对稳定性。新中国成立之前，社会经历了长期的征伐和战乱，这与汉朝立国时的情形颇有相似之处。此时最明智的办法就是“无为而治”，让人民平稳地创造和积累财富。周恩来在建国初期的一个中心思想，就是将各项事业纳入《共同纲领》的轨道，确立“新民主主义社会秩序”。1952年2月11日，他主持完成的《中国经济状况和五年建设任务》一文指出：“新民主主义的社会秩序已经安定”，全党的领导和工作重心应“转到经济建设方面，特别是工业建设方面”。1953年1月13日，他在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二十次会议上说：“我们现在还是新民主主义阶段，我们还是要根据共同纲领的精神办事。”1953年1月下旬到2月初，周恩来主持起草了全国政协四次会议政治报告的修改稿。这份修改稿在简述建国三年多来的成就之后强调：“以上这些成就，说明我国的新民主主义社会秩序已经确立，工人阶级在经济、政治和思想上的领导地位已经加强。”

　　周恩来以上“新民主主义社会秩序已经安定”、“新民主主义社会秩序已经确立”等观念，与刘少奇1951年3月提出的“为巩固新民主主义制度而斗争”的思想，都是对毛泽东新民主主义社会理论合乎逻辑的发展和深化。但不久“确立新民主主义秩序”的观点却受到毛泽东的批评。长期以来，人们认为这一批评主要是针对刘少奇的，其实是一种误解，刘少奇从未在文章和讲话中使用过这样的提法。

　　1954年，《共同纲领》结束了她的历史使命。紧接着从1955年起，中国的经济和社会变革步入了一条“务激昂、喜更张”的道路，即所谓“不断革命”，往往是一个阶段立足未稳，就向下一个阶段转变；一项政策的应有效果尚没有体现出来，又急忙推出了新的政策。在理想主义冲动驱使下的过多过急的改革，不但未收到理想的效果，反而导致社会的扰攘不宁。由此一来，如何在理想主义激情与国家和社会的实际需要之间搞出一个折中可行的方案，就常常成为周恩来苦思焦虑的问题，因此著名学者李锐说周恩来是历史上最难当的“宰相”。我回顾这些往事，无非是想说明，周恩来的确是一个既擅长革命又长于治国的政治家。对他建国之初的政治思想，我们不能仅从字面上去理解，还应当联系中国的社会历史，作进一步的文化阐释，方能窥见周恩来在进行政策设计时的深层心态。

　　在治国理念上，周恩来还推崇“无为而治”基础上的“无我之境”。作为举世公认的行政雄才，周恩来历来把政治管理当作一门精湛的艺术来对待。早在1943年他便意味深长地指出：“领导群众的方式和态度，要使他们不感觉我们是在领导。”显然，这与老子“功成事遂，百姓皆谓我自然”的思想是一脉贯通的。在周恩来的眼中，一切成功都是人民自己的成功，管理者应当把自身的活动“消融”在人民的创造过程之中，“无处无我而又看似无我”。如人民大会堂的设计和施工，本来凝聚了他的智慧和心血，但当人民大会堂落成时，他考虑的不是如何突出自己的政绩，而是一再感谢那些为工程的顺利完成付出了努力的人们，他甚至特意安排搬迁的群众回来参观并观赏文艺演出。他的无私和淡出，给中国人留下了悠远的回忆，也为东方式的管理树立了一座丰碑。

周恩来读书笔记4

　　周恩来的人格风范受到世人普遍的敬仰。作为位高权重的政治家，他以廉养德，自奉甚俭，曾经自勉勉人地说：“物质生活方面，我们领导干部应该知足常乐，要觉得自己的物质待遇够了，甚至于过了，觉得少一点好，人家分给我们的多了就应该居之不安。”但周恩来嘉惠后世的精神遗产远不仅是官德官品，而是体现在诸多方面和层次上，特别是他的务实主义的政治哲学、求同存异的思维方法在当下的中国得到了进一步的弘扬。前者表现为“聚精会神搞建设”的普遍共识，后者则成为构建和谐社会的重要理论基石。

　　周恩来精神遗产的大部分是务实主义，他曾试图以此稳步地推动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与毛泽东相比，他是“建筑师”而不是诗人。周恩来富于远大的理想，但这并不妨碍他对眼前的局势作出尽可能切实的判断，并以真实可见的成就为满足。新中国成立前夕，周恩来着重谈到防“左”的问题，他说：“我党历史上右倾错误短，易纠正，‘左’倾错误的时间长，不易纠正。”全面经济建设展开后，他多次告诫党内干部，因为中国的经济文化基础落后，大家的知识这么有限，对于建设、对于科学的经验又这么少，因此“建设也许比革命更困难”，万勿以为不怕做不到，只怕想不到。1954年，随着《共同纲领》退出历史舞台，在经济建设上一种贪多求快的心理氛围逐渐形成，表现为各部门在发展目标上提出一系列不切实际的高指标，结果造成生产关系急剧升级和生产资料的全面紧张。1956年，针对经济工作的“冒进”倾向，周恩来以“抗大流”的精神力主降温，旗帜鲜明地反“冒进”，结果受到严厉的批评。“大跃进”的挫败从反面印证了周恩来务实主义精神的可贵，同时也把调整国民经济的重任压在了他的肩上。在艰苦卓绝的调整时期，周恩来直言不讳地说，由于“大跃进”的折腾，农民的底子甚至不如开国初期，因此，他强调建设时期丝毫大意不得，要“戒惧恐惧”地工作。

　　有一次周恩来与埃德加·斯诺谈起抽象派的艺术品，周恩来问道：“抽象派有什么含义呢？如果没有意义，对人民有什么价值呢？”这个细节表明，周恩来时刻考虑的是如何创造真实可见的成就，任何凌空蹈虚的东西都激不起他的兴趣。从计划经济时代走过来的人们也许都有刻骨铭心的记忆，那就是当时以政治统摄经济的习惯作法，导致经济技术工作要么是因为政治活动而受到排挤，要么是在政治激情的支配下背离自身发展的规律，而很少能够获得应有的地位和正常的推进。这也成了周恩来甚为苦恼的事情。周恩来认为，现代化建设固然要以社会主义的意识形态为指导，但这并不意味着可以任意放大意识形态在发展进程中的作用。在政治（一般知识）和技术（专业知识）的关系上，周恩来明显地倾向于后者。

　　经考证，早在1939年，周恩来就发表过这样的见解：“现阶段还是政治为主，学术为辅，学术为政治服务，学派也不能代替党派。但到将来建设时期，就可以以学术为主了。学术领域很广阔，到那时不发展科学技术，就无法提高人民的物质生活水平和精神生活水平。”这一远见卓识在后来周恩来的行政实践中得到了顽强的体现。建国初期，***很多，许多大学教授无法集中精力钻研业务，此种现象使周恩来忧心忡忡，他说：“我们应该看到，业务里面也有政治。使业务有利于人民，这就是政治，研究如何使业务有利于人民，这也是政治学习。”他甚至把当时政府机关取消每天一个半小时的政治学习称为“一大德政”。为适应中国第一个五年计划的需要，周恩来这样告诫从事组织工作的干部：“培养建设人才，是摆在你们面前的第一项任务，你们要搞社会主义这是搞这个东西。别的是空论，这是实际。你们做到了这一点，就是掌握了一切。”这段话最为典型地反映了周恩来的政治风格，也是对他建设时期要“以学术为主”的观点的有力印证。现在党中央一再强调“聚精会神搞建设，一心一意谋发展”，下大力气解决最为紧迫的民生问题，从中国现代政治史的角度来考察，的确来之不易，不失为对正反两方面经验的深刻总结。

　　“求同存异”是周恩来提出的有长远价值的思维方法，同时也是今天我们构建和谐社会的重要理论基石。

　　早在革命时期，周恩来在处理党内矛盾和统一战线问题时，就表现出卓越的“求同存异”的才能。上世纪50年代则是他的这一思想大放异彩的时期。这时候新中国欣欣向荣，百废待兴，无论国内外都需要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人，致力于恢复经济和工业化建设。在这种时代背景下，周恩来指出：“善于团结的人，就是善于在共同点上统一矛盾的人。钢铁和水泥是性质不同的物质，把它们结合起来，就变成钢骨水泥那样强有力的东西。科学家能把自然界不同的物质组合、统一起来，难道不能把有不同见解和脾气的人统一起来吗？我们在自己的队伍中，就是要强调统一与团结。统一矛盾并不妨碍个性的发展。”周恩来相信，“在共同点上统一矛盾”具有广泛的方法论意义，适用于不同领域、不同范围、不同性质、不同内涵的团结工作、统战工作乃至外交工作。1955年，周恩来在万隆会议上将这一哲理凝聚成“求同存异”四个字。后来它作为体现周恩来卓越智慧的一句格言传遍全世界。一位在上世纪30年代就访问过周恩来的美国记者海伦·福斯特·斯诺说过：“周是一位天生的外交家，终其一生对内对外都起着这样的作用。‘周恩来主义’立基于联络，寻找共同立场和结合的纽带。”

　　“求同存异”是包含差别性的统一。它与西周末年史伯提出的“和实生物，同则不继”在精神气质上是相通的。所谓“和”，便是不同要素的协调与协和，即包含差别、对立的有序结构，而不是无差别的绝对统一。“求同存异”还受到中国古代“大同”思想的启迪。周恩来说：“中国的先人提出的‘大同社会’，比外国人使用的‘Community’（公社）这个字似乎要恰当一些，因为中国人叫‘大同’，就说明了有‘小异’，人的关系也是这样，每一个人的思想或有着不同，或大同而小异，这样才能推动事物的发展。”周恩来深知，多样性和丰富性是世界的本色，人民内部在大的方面一致的情况下，差异与其说允许存在，毋宁说应当欢迎。“求同存异”的思想有丰富的内容和多样的表现形式，是对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发展。

　　从“大同社会”的理想到构建“和谐社会”的实践，都富于鲜明的民族特色。而周恩来“求同存异”的思维方式无疑成为构建“和谐社会”的重要理论基石。当然，正如“求同存异”不是要消除差异，构建“和谐社会”也不意味着回避和掩盖矛盾。差异和矛盾是客观存在的，只有用适当的方式统一矛盾，才能保持有序的稳定和社会进步的活力。在如何“求同”、如何统一矛盾的问题上，周恩来同样也给我们留下了可贵的精神遗产。他说过，所谓“辩证法”，就它的词源学意义上讲，意思就是进行“论战”，真理越辩越明，人们在思想上要想达到共同点，离不开讨论或辩论。表面上的一团和气，看似一致，实则无助于问题的解决。1956年7月，周恩来在中共上海市第一次代表大会上的讲话中，力主在人民代表会议上确立辩论的制度，并要从小组辩论扩大到大会辩论。“人民代表提出的意见，政府要出来回答。回答对了，人民满意；不对，就可以起来争论”。他强调：“资本主义国家的制度我们不能学”，但是，“西方议会的某些形式和方法还是可以学的，这能够使我们从不同方面来发现问题”。周恩来的观点给我们的启示是；构建“和谐社会”离不开建设民主政治，没有民主就谈不上和谐。人大代表必须有议政和辩论的本领，必须掌握沟通、谈判和妥协的艺术，在相互尊重的基础上求同存异。只有这样，人们才能从生动的实践中接受民主的训练，增强对社会主义民主的信心，从而推动建设“和谐社会”的进程。

周恩来读书笔记5

　　  根据中央有关通知精神，为深入推进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按照科技部统一安排，社发司分三批观看了《周恩来的四个昼夜》电影。大家谈感悟、学精神，普遍认为电影真诚感人，传递了巨大的正能量，为做好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树立了榜样，纷纷表示将这部电影作为生动教材，推动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深入扎实开展。

　　   影片《周恩来的四个昼夜》是以20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中国遭遇连续三年的自然灾害，在国民经济出现严重困难为背景，讲述了周恩来到革命老区河北邯郸武安伯延考察调研时，夜以继日走村入户，深入进行调研的感人故事。它不仅诠释了党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更给广大党员干部上了生动的一课。在当前全党正在开展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中，该片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和教育意义，也有很多地方需要我们学习和借鉴。

　　   一、深入群众交流，认真听取意见

　　   影片中公社主任郭凤林为避免给党和国家添麻烦而选择隐瞒真实情况时，周总理甩开干部访贫问苦，多次深入群众家中探访，认真了解了大食堂及村干部作风的各种问题。密切联系群众，是我们党的优良传统和政治法宝，也是我们开展工作、加快发展的根本方法，领导干部要想真正掌握事实、体察民意，必须深入到群众中去。

　　   近期由司领导带队，深入基层科研单位召开座谈会就是与一线科研人员零距离听取意见，体察民心的举措，以务实的工作作风继承党密切联系群众的优良传统。

　　   二、批评与自我批评，及时分析不足

　　   周总理来到伯延调研的初衷就是要发现问题，找到解决问题的办法，由于中央政策的偏差给群众带来的困难，周总理真诚道歉，呈现了老一代革命家批评与自我批评的优良传统。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的总要求是“照镜子、正衣冠、洗洗澡、治治病”，这是党的优良传统在新时代的拓展和延伸。结合社发司实际，我们要以这次党的群众路线教育活动为契机，认真查找自身工作中的不足，深度剖析，并提出有针对性的措施，真正的推动社发司在业务层面的提升。

　　   三、强化执行能力，提升科技管理工作的效率

　　   周总理在了解到真实的群众意见后，连夜整理分析上报，调整农村政策，取消了大食堂分户吃饭，使问题得到了及时有效的解决。我司是业务司，在科技领域相关政策的制定和科技计划的管理过程中对于科研单位及科技工作者的意见和建议要认真对待，有效落实。

　　   四、弘扬清正廉洁，杜绝铺张浪费

　　   三年自然灾害时期，水和粮食都来之不易，影片中当周总理看到村干部为他准备的红烧肉和鸡蛋时，已经迈过门槛的腿又迈了出来，从多处细节反映了总理务实清廉的工作作风。廉洁自律是我们党一贯倡导的优良传统和作风，在实际工作中我们要厉行节约，反对铺张浪费，清正廉洁，自觉接受群众监督，把为民务实清廉的价值追求深深植根于全党同志的思想和行动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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